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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宗

杨承宗

杨承宗(1911.09.05~2011.05.27),男,放射化学家,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获理学士学位。教书两年。1934-1946年底,在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他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在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和技术推进上具有较大贡献,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个人资料

  • 中文名杨承宗
  • 国 籍中国
  • 民 族
  • 出生地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
  • 出生日期1911.09.05
  • 性 别
  • 逝世日期2011.05.27
  • 职 业科学家
  • 毕业院校上海大同大学
  • 信 仰马克思主义
  • 主要成就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 代表作品《原子能原理及其运用》、《同位素化学》

详细介绍

  杨承宗的个人简介

  杨承宗,1911年9月5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中国放射化学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46年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居里实验室作研究生。1951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教授、副校长,合肥联合大学校长,安徽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合著有《原子能原理及其运用》、《同位素化学》。杨承宗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在暨南大学任教。1934年-1946年,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1947年-195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随约里奥•居里从事放射化学研究,获博士士学位。

  1958年起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任系主任,教授。1961-1969年年底兼任国家第二机械部铀研究所副所长,主管业务。1979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80年倡办安徽省合肥联合大学,兼任校长。1979-1989年先后任中国化学会第21-22届理事,核化学和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核学会第1-2届理事、核化学和放射化学学会理事长。杨是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徽省第六、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第三届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先从郑大章先生学习研究放射化学。1934年间人造放射性现象尚待确立,人们对铀-镭系元素和铀-锕系元素之间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他随郑大章研究、分析并测定了沥青铀矿物中镤对铀的放射性比例,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镤的载体元素化学及其定量提取文章,测定了铀-锕系对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约为4%,因而可以用放射化学方法核算出沥青铀矿中锕系铀元素对镭系铀元素之间的比值约为千分之七。

  2011年5月27日上午8点45分,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大建校元勋、原副校长、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杨承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杨承宗先生逝世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校长侯建国分别以单位和个人的名义向杨先生的亲属发去唁电,表示深切哀悼。唁电中说:“杨先生不仅在科研和教学上是我们的榜样,在为人处事上也堪称楷模。在百年的人生岁月里,先生对祖国的忠诚、对科研的执着、对教育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以及宽广坦荡的胸襟和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先生的逝世是我国科教界和我校的重大损失,全校师生无不扼腕痛惜!先生百岁寿诞犹如昨日,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而今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先生以我是科大人为荣,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全体师生员工将永远铭记先生为学校建设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先生的谆谆教诲,化悲痛为力量,秉承先生遗训,为国家科技教育事业努力奋斗!”

  抗战时期,他们曾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制得很强的(Th234+Pa234)ß放射源,由此发现Pa23硬ß放射线对铝箔厚度的吸收曲线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呈指数直线下降,而是分成若干段的指数直线;又发现ß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量及其原子序而改变。此现象成为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或其厚度的基础。1946年杨由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支持,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经费,1947年初到巴黎居里实验室工作。时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约·居里夫人提出用化学离子交换法从大量载体中分离微量放射性元素的课题。他对常量载体物质的基本化学性质潜心研究,成功地用离子交换法分离出放射化学纯的镤233,锕227等放射性同位素。此方法在当年玛丽·居里夫人用分部结晶法从大量钡中艰难地分离出微量镭的居里实验室中受到重视。这个从大量杂质中分离微量物质的新方法,结合后人发现铀在稀硫酸溶液中可以形成阴离子的特殊性质,现在发展成为全世界从矿石中提取铀工艺的常用原理。1951年,杨承宗通过巴黎大学博士论文,题目为《离子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论文考评为"很优秀"。获博士学位。

  杨承宗挺身救人

  抗战以前的北平协和医院,为了医疗的需要,曾由中美“庚款”资助,向买了507毫克镭,密封在一个玻璃系统的容器里,镭的容器外加保险柜封闭、锁牢。可恨的是,这个玻璃系统在抗战时就被日本人敲坏了。这种强烈放射性元素发生的气体,即使有很好的密封装置,尚且还担心跑掉。如果装置破裂,岂不将严重扩散?507毫克镭,它放射的氡气跑出来,污染环境,对人是有害的。日本人又把那个联接破裂玻璃管的橡皮管子通到上边放空。上边是楼,是病房,住着不知多少不知厉害的病人。

  谁能伸出神奇之手,来堵住这507毫克镭产生的强烈放射性气体?谁有这种能耐,可以把那个十分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更重要的是,谁有这种勇气,敢于冒着危险,冲进这静谧而毫不声色的杀伤之地?

  医院的主管人员急如燃眉。这时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杨承宗听说楼上住的是病人,便什么话也没说,带着两个学生和一位玻璃工师傅,前往协和了。他推开那间放置镭的地下室房门,一切静悄悄,无声无息。但凭他一个镭学研究者的眼光和敏锐的臭氧感觉,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污染严重,危害非常。他应该穿特制的防护服,戴特制的工作帽、手套和口罩,还应穿上胶鞋。但这一切防护用具,这儿都没有;其实,那时别的地方也都没有。需要他以一个毫无装备的身子去“肉搏”。

  这是肉搏。是与比上刺刀的敌人还要可怕而危险的镭肉搏。杨承宗没有让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女学生去接触最危险的那个贮藏镭的保险柜,他考虑到她们未来的长久的工作和生活。在最后关头,他打开保险柜,代替玻璃工的吹气工作。他思维敏捷,动作迅疾,处理果断得当,加水密封,做好要做的一切,一举成功。那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好了,镭的魔力被牢固地封闭。协和医院的病房安全了,住在楼上的病人安全了。杨承宗似乎也是好好地离去。但是,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右眼已受到超剂量的照射,坏了,10年以后,白内障网膜剥离,失明了。他似乎没有过多的抱怨、苦恼。那眼睛的代价,是许多人的安全和健康。

  杨承宗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离开居里实验室前他向约里奥-居里夫人要了居里实验室独有的碳酸钡镭标准源10克,亲自带回中国。这是玛丽·居里夫人亲手制作的极为珍贵的国际标本,英、美等发达国家也均以居里实验室制备的碳酸钡镭样品尊为国际标准,是我国开展原子能放射性计量研究的最基础实物,1979年他将此标准源献给国家,现珍藏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当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委员的弗里德立克·约里奥-居里先生听说杨将回中国,特地约见他,并诚恳相告:"……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他辞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优厚待遇回国,将此言告诉钱三强,决定由钱三强报告新中国领导人。据报载,此忠言对我国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有帮助。

  1951年秋,杨承宗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原子能)研究所(简称近物所)工作。1953年该所急需中子源。杨知道北京协和医院存有507毫居里的镭源及配套提氡装置,在安全防护设施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杨身先士卒,带领助手将早年被日军破坏的全套镭-氡装置进行修复,提取氡气供医疗用,又制成氡-铍中子源。这是中国最早得到的人工放射源。它为我国早日开展中子物理及放射性同位素制备研究创造了条件。1954年,有犹太商人向我国兜售硝酸铀酰,说是浓缩铀235。周恩来总理要近物所限期确定该样品质量。在当时我国尚无重同位素质谱计的困难条件下,杨根据放射系的蜕变原理,指导合作者完全用放射化学方法确定了该铀样品中U235的含量只相当于天然铀,避免了上别人的当,维护了我国的尊严。此成果研究方案复杂,他们巧妙地应用了仅有的简单测量仪器达到目的。他创建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成功培育了我国第一代放射化学工作者。1956年,杨参加制定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当年秋天,近物所开办放射性同位素应用讲习班,他任第一期讲习班班长,在全国范围内共培育了近千名同位素应用的高级科技人员。他是中国科学院同位素应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承宗研制原子弹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当时该所的科研工作分为四个大组,第一大组的主任是赵忠尧,第三大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组的主任是彭桓武。

  当时近代物理所人才济济,但精湛于放射化学研究的唯有杨承宗一人,又加之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缺乏宝贵的技术资料和实验方法,工作非常困难。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新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放射化学人才。当近代物理所的大楼里容纳不下这支放射化学的新生大军时,杨承宗在大楼旁边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专业人才已从他回国时仅他和郭挺章及两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发展到两个研究室近30人,他则同时出任这两个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请到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

  身为“洋博上”的杨承宗不仅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在危险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镭辐射源(美国人遗留下来,后遭日本人破坏)的修复中,杨承宗在当时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连续奋战,终于以他精湛的技术将其修好,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这却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下降。

  1961年3月,杨承宗的人事关系从原子能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星期以后,他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借调到二机部所属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同时,他仍要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赶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课和处理系里的各种事务。在两副领导的重担压力下,忙得很难见到子女一面。

  杨承宗刚刚到五所时,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又深受极左路线和反右倾之害的大摊子,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垃圾、加工后的废矿渣、未破碎的矿石到处堆放,整个所区像一个破旧的工地。在这个“破旧的工地”上怎么可能研究并最终提炼出核燃料来满足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需要?无怪乎二机部刘杰部长要问他:“为什么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不能大踏步地前进?”并亲自把他安排到五所主持业务工作。杨承宗只好又一切从头开始。为了消除极左思潮对广大科技人员的影响,身为非党员业务副所长却要从鼓励科技人员勇攀高峰、为中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而努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始,还要配合所内各级领导设法改善所内员工的物质生活,让他们在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有基本的能量供应。他整顿所内的科研秩序,为五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量购买图书和增加必需的仪器设备。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断地从五所产生。五所从一个烂摊子一跃而成全国一流的研究所,中国的铀工业也从无到有,开创了天然铀工业生产的历史。

  这期间他领导全所科技人员,在中国第一批铀水冶厂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在五所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建成一套生产性实验装置。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提前3个月准备好铀原料物质。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但由于杨承宗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属于二机部,所以尽管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与此次嘉奖晋升无缘。他从来不对别人提起过此事,即使是其子女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什么事情都被抖落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站在学科最前沿的杨承宗马上为二机部五所的前途担忧起来。他多次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五所这样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改变单一方向,要注意应用!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可是忠言逆耳,他逐渐不被重用。这些劝诫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口实。1969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五所军管会不同意他留下来,杨承宗再一次从事业的高峰被迫离开,搬到安徽省合肥市。

  杨承宗创办大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建国后第一所自费大学。这是他晚年集中一生作为教育家和科学家两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办成的最后一件大事。这创举的智慧火花来自于不经意中听到的同事之间的一段对话。1979年8月,在安徽省高教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科大参加会议的几位同事在中午休息聊天时,有几句话飘进了杨承宗的耳朵。有人问:“你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回答是:“咳!别提了,只差0.2分。”杨承宗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高考择优录取这条很好,但能精确到0.2分吗?他做了一番调查,不同的老师评卷差个几分,非常正常。

  “文化大革命”后,累积了多年的中学毕业生同时进入高考场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某些好马失蹄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考生因在不同省、市而高分落榜低分被录取更比比皆是。他不由得萌发出一个设想:能不能给那些分数接近高考录取线的学生提供一个深造的机会呢?1980年3月他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时,听胡耀邦讲,全国有1600万失学青年怎么办?这更激起他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情。1980年6月13日,方毅副总理视察安徽,并在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师生职工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实验和探讨改革的途径,创造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和办法,广开学路。”对此格外敏感的杨承宗深受鼓舞:与其抱残守缺,何不独辟蹊径?遂正式提出了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合肥地区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优势,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

  1980年6月23日,《光明日报》记者胡羊首次独家报道了杨承宗关于招收自费大学生的主张。文章见报后,读者纷纷来信,更有一群教育志士积极拥护该项主张。真是“一呼百应”!同年7月,关于成立一所民办公助的自费大学的议题摆到了省领导的办公桌上。8月,省政府批准成立这所大学。但让杨承宗意想不到的是,省领导请他出任校长。他一再推辞,毕竟已是年近古稀,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他的双目几近失明,妻子从北京搬到合肥后就一直重病缠身。但省领导以那些被高考分数拒之门外的学生之名再三诚恳邀请时,他最终被打动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校名,当时提议的校名有“安徽自立大学”、“星津大学”、“江淮大学”等等。抗战时期有个“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办而成,办学效果很好。这个也叫联大,体现联合办学的精神。

  1980年8月23日,合肥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全部的家当就是从科大借来的一间20平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包括杨承宗在内的6名兼职人员。杨承宗再一次表现出独树一帜、锐意创新的精神,实行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改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兼任董事长,这是对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一种创新;没有校园校舍,所有教学都是“联办”,插在科大、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的教学空档中完成;没有固定的师资队伍,所有的教师都是从合肥地区12所高校中择优聘用,并邀请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龚升、杨纪珂等来校讲学,体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思想;学生全部“走读”、自主择业,改变了当时普通大学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做法,甩掉了沉重的后勤包袱;国家部分拨款,“适当”收费,每年文科40元、理科50元,改变了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国家单一投资的体制;倡导公民享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理念,一改高等教育只注重选拔尖子、培养精英的宗旨。上述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很多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践。

  合肥联合大学“联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的办学模式,在当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种创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先后多次详细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继合肥联合大学创办之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等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的大学,有些直接套用了“联大”的名字,有些名字虽然不同,但办学宗旨、教学形式基本相同,如北京联合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武汉江汉大学、上海大学等。当时全国有许多城市和教育部门的领导来合肥联合大学参观访问,杨承宗还专门抽调人员接待来访。

  2002年,合肥联合大学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合肥学院已建设成为国际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安徽省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也是国家第一批61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之一,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承宗先生虽然早已退休,但他对此仍是高度关注,非常高兴。2016年,合肥学院5个专业进入安徽省一本批次招生,同年,合肥市委市政府明确:2016年支持合肥学院更名合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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